唯爱物语
突如其来的疫情，给消费行业带来沉重打击。今年许多行业的糟糕业绩，大概率难以避免。如何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呢？最近，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一招：发放消费券，刺激经济。
用刺激消费提振经济，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，其理论依据是「消费乘数」：消费拉动生产，生产再拉生产，环环相扣，经济车轮自然运转起来——事情真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！
消费从来不是经济问题的核心。疫情期间，全国人民的消费并没有停止，并且大部分人是纯消费。线下消费不太方便，网购基本正常，只要想花钱，没人拦得住。
如果消费能解决经济问题，还有什么可担心呢？真正的问题不是消费，而是生产。生产不尽快恢复正常，消费就是坐吃山空。
2008年经济危机后，中国很多城市有发放消费券的实验，最早开始的是杭州。
2009年春节，杭州市区两级政府向民众发放过消费券。首批消费券总计1亿元，对象为低保和困难家庭，退休职工和学生，内容为生活必需品、家电、学习文具；第二批6亿元消费券春节后发放，一般餐饮娱乐、社会服务和商贸服务都可以使用。
杭州消费券有浓厚的扶贫助学色彩，并由市区两级政府出资发放，当时一经发出，广受好评。相比于发现金，消费券只能用于消费特定种类商品（食物、家电、小商品和教育），因此被认为是扶弱济贫的「穷人福利券」。
当然，杭州发放消费券主要目的，还是刺激消费。杭州政府测算，一期消费券拉动效应为2.06倍（指每1元消费券拉动2.06元个人消费），家电产品则为5.4倍。不过这些数据隐藏着一些假象。
一个人原本夏天打算买空调，因为消费券，冬天提前购买了。财富生产没增加，「刺激」消费是对未来的透支。提前支付的「繁荣」价值何在呢？人们热烈赞美「刺激消费」，这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。
中国多数城市的财政状况，不能和杭州相比。财政没盈余，政府就发消费券，相当于把「请客吃饭」的钱记在债务栏，最终还是企业和纳税人承担。如此「刺激消费」，只得一时爽快，经济问题并没有解决。
不顾财政状况和长期负担，竭力呼吁「政府发红包」，是在鼓吹坐吃山空，败坏财政纪律。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行为。
当然，有些人主张，消费券由全民买单。央行放开货币的口子，直接给居民发钱。听起来不可思议，实际上「直升机撒钱」的刺激消费模式，一直萦绕在很多经济学家脑中。
通货膨胀并非没有成本，它的代价是社会性的。消费券涌向纯消费的下游领域（比如零售、娱乐、旅游等行业），少数得到光顾的行业成了幸运儿，其他行业被挤压。凭空制造出来的消费券，会带来货币贬值，物价上涨，行业艰难，而不会有真正的改善。
想真正改善经济，重要的是恢复生产，减轻企业负担，使其恢复盈利能力。劳动者回到工作岗位，参与创造财富，为此赚到钱，消费能力自然提升，根本无须刺激。
当然，消费恢复不是均匀的。一些行业恢复慢，有些行业出现了爆发性反弹，这是消费者自发选择的后果。企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调整生产，效率才会更高。
疫情结束，政府应当如何减轻企业负担？全面解除疫情期间建立起来的各种管制。复工复产要批条子，这种限制要铲除；生活和医疗卫生用品的价格管制，应完全放开。此外帮助企业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措施，是减税免费。
疫情期间，很多人能安心宅在家，是因为企业在发工资。企业发得起工资，因为有资本积累（资本积累不足的企业，第一时间就倒闭了）。无人上班的日子里，企业承担着各项成本，其中包括税收。政府应当大力减税。大疫之后，休养生息，这是自古以来常见的做法。
政府应当允许企业免缴员工社保和公积金。疫情造成的伤害，不该由企业全部承担，员工承担一部分，也合情合理。
疫情期间，一些企业老板继续给员工全额发工资，足额缴纳社保和公积金，员工提出减薪工作，也被老板拒绝。这些做法很是鼓舞人心。
但是，请不要忘了，给员工减薪，甚至裁员的老板，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。想尽办法让企业活下来，是企业家最大的责任。企业一旦倒闭，员工也是受害者。
最近一段时间，包括湖北省在内的很多省市，都提出减税政策，允许员工社保和公积金缓交。减税不妨力度大一些，所谓「缓交」，最好可改为减免。
企业不是空洞的组织，它的舒展向好，将使员工和消费者在内的所有人受益。如果觉得给企业减免税费不够直接明确，可以减免个人所得税，所有人都能看见收入增加。
从操作可行性来说，减税免费也比发放消费券简单得多。疫情之后，税务人员多放几个月假期，国家经济只会变好而不是变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