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,广州市番禺区一户居民因为生三胎,被本地卫健委征收社会抚养费近32万元——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超生罚款”。
由于没及时缴纳,番禺卫健委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,夫妻二人的银行账户被冻结,微信支付也无法使用。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,陷入了全面困境。
面对外界质疑,番禺区卫健委回应:他们征收社会抚养费有法可依,金额符合标准,程序也没有问题。被征收的这一对夫妇,倘若缴费有困难,可以申请“分期缴纳”,最长可三年缴纳完成——听起来还挺为当事人着想。
番禺区卫健委真的只是严格执法,无可厚非吗?表面看是这样。但是,法条之上,还有天理。道理讲不通,法条再昭彰,也难以服众——社会抚养费征收三十多年,正式规定出台了也有近二十年,始终饱受争议。
社会抚养费的本意,是“过多的人口”占用了国家和社会资源,给他人带来负担,因此需要额外征收抚养费,以补偿社会的损失。这套道理太让人费解了。
一个人来到社会,首先是由父母家人抚养,他们以工作换取收入,养家糊口,名正言顺。他们何曾欠社会什么?不仅没亏欠,还有贡献。他们养孩子的过程中,努力工作,创造财富,本来就是给社会做贡献;而孩子的成长,也给社会带来了希望。
孩子成年之后,自力更生,要养活自己,还得纳税养公务员,维持政府开支。大部分人的产出总是多于消费,这是社会繁荣的基础。即便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士,他们依赖别人劳动生活,也只是对具体的抚养人构成负担,是自愿范畴内的事情,谈不上“社会负担”。
人不是负担,而是经济生活中最可宝贵的财富。越多的人,才有越多的劳动创造者,财富才会越多。理解了这一点,就能明白广东经济何以繁荣。
广东是外来人口数量最多的省份。大量人口涌入,不是带来负担,而是创造就业,生活变好。最近5年,广州每年新增人口超过40万,总数仅次于深圳。新增人口中,不少人携儿带女,他们给当地带来负担吗?没有,他们不仅创造城市当下的繁荣,更让人看到未来的希望。
为政之道,应以人为本。番禺区这户居民,生活原本就很拮据,家有三小两老需要抚养,卫健委征收社会抚养费,竟达32万元之巨,让一家人如何生活?一些人以“穷人不要多生”支持收费,不就是指责穷人没资格生育?一旦多生,用罚款逼得他走投无路?
社会抚养费如此荒唐,悖逆人伦,让人难以理解,以至于很长时间里,政府部门都称其“计划外生育费”,民间称为“超生罚款”——“生育也有指标,超出指标要罚款”,对于刚走出计划经济的中国人来说,这种粗暴的逻辑,反倒更好理解一些。
社会抚养费在天理人情上讲不通,其现实政策基础,其实也在崩塌。2016年“二孩政策”出台,国家卫计委就指出:当时超生二胎尚未处理的,各省市可结合实际妥善处理。这意味着,地方上可灵活处理此类事情。超生罚款处于灰色地带,一些地方默认不再缴纳。
国家调整计生政策,是对严峻现实的承认。地方上,则更早感受到人口压力。天津和上海都出现户籍人口减少的现象;东北是全国生育率最低的地区,而传统的中部人口大省(湖北),人们的生育意愿已降至极低。
最近这些年,上海、天津、辽宁、湖北等地出台政策鼓励生二胎,理由全是“应对人口危机,缓解老龄化”。放开二胎后,新出生人口没有持续增加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,2019年全国新出生人口1465万人,比2018年减少58万。中国人口减少,早就成了定局。
国家统计局的数据,其实被广泛质疑——现实也许比这个更严峻。随着90后、00后育龄女性数量断崖式下跌,新出生人口减少将加速,老龄化会愈加严重。这也是国家放开二胎,各地鼓励二胎的原因。既然多地鼓励生二胎,生三胎凭什么被惩罚?
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标的计生政策,已然土崩瓦解,毫无道理可言,理当被废除。最近几年,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,就一直呼吁,废除社会抚养费。番禺卫健委执行旧政策,是以法制为名大行苛政,让原本就很困难的家庭陷入绝境。
查看广州市番禺区在计生政策的表现,发现该机构乐衷于征收社会抚养费。2019年,番禺强制执行的社会抚养费案件,至少74起。算上主动缴纳、及时缴纳的数量,大概数以百计。2016年以来,番禺征收了多少社会抚养费,希望当地公布完整数据。
生育是一项基本权利。一对夫妻多生几个孩子,纯属个人私事,没理由惩罚;放到大背景下,中国的生育率不足1.2,生育三胎的家庭不仅没做错什么,而且符合政策导向。许多地方动用资源鼓励生育,计生系统仍在征收社会抚养费,这不禁让人怀疑:这些年来,有多少社会抚养费落入他们之手,社会抚养费,到底抚养了谁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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