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厂流水线女的多吗?深圳流水线女工的残酷

在世界工厂，流水线女工如同工业原料，被机器驯化以供养微薄的生计。机械般的劳作、被骚扰的性别困境以及摇晃不安的婚姻，耗尽了她们的青春。只有极少数女孩，能够跳出流水线审视自己的命运，可是梦醒来，依然无路可走。

儿童节前一天，16岁的张玲燕坐上了湖北开往深圳的大巴车。车经过市区，她扒着窗，看见高楼交错，以为自己在大都市落了脚，不久，大巴拐进了深圳宝安一处偏僻的工业区。

她被送进一家五金塑胶厂，机器轰隆作响，胶水味辣得人鼻酸。张玲燕只有150cm高，为了不被当成童工，她多报了一岁。

在车间里，工人走动的路线是规定好的，就像被安在隐形的轨道上。张玲燕照厂里的要求，到小卖部里买蓝色拖鞋，蓝鞋码数过大，她挑了一双红色的，穿到厂里，当即被扣了60块钱，是她四天的工资。

这天是2000年的六一节，她正式与童年作别，正式成为的女工浪潮的一员。

受访者供图 | 张玲燕旧时打工照

这场南下的人口迁移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。农村的女孩离了故土，源源不断涌进城市工业区。深圳凭借其遍地开花的工业区，以及逐渐成型的城中村，吸附了大部分流动女工。

这是没有话语权的一群人。她们中的大部分，没有拒绝的余地，被迫辍学打工。对劳动权益懵懵懂懂，部分工厂也就顺势丢开员工保险的负担。性骚扰、不平等婚恋、生育难题、退休后老无所依等等问题，随她们走过半生，教会她们消化并忍受。

张玲燕在流水线边上，攥一把电线，覆上薄膜。每天十个小时，重复两三千遍这样的动作。张玲燕半低着头，眼神往另一端瞟去，对面的中年女人手脚麻利，脸上挂着木然的神情。只有拉长（流水线管理者）一出现，她的五官才活过来，赔笑脸、说好话，明里暗里挤兑新人。张玲燕收回视线，怕在妇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未来。

同事晓娟来自潮汕，17岁时，父母通知她，辍学打工，养育弟弟妹妹。她负责组装插件，身后站着一个男拉长。有人跟不上流水线的速度，工位上立刻多出一小堆零件，拉长就开始骂人。晓娟更紧张了，不敢上厕所，一直憋着。离开流水线多年，插插件的动作还刻在她的肌肉记忆里。

在这个人被机器训化的世界里，只有性欲依旧蓬勃。

女工们的号码总会落到男工手里，骚扰电话和信息铺卷而来。男人们聚在一起，朝经过的女工上下打量、吹口哨，羞怯的神情是最好的兴奋剂。或者在交接工作的时候，摸一把女同事的手。一个校园来的暑假男工，曾目睹一个男性工友躲在阳台，一只手拿着女性内衣，一只手揣在裤裆里。

张玲燕给家里写信，责怪父母不让她上学。母亲反问，谁让你考不上黄冈中学？她没话可说，转而埋怨自己命不好，躲开了老家放牛插秧的农活，也逃不出工业区。张玲燕的无望感，在看到粉色工服的那天得到了缓解。那是厂里级别更高的工种——质检员或是文员，这是她唯一能接触到的上升路径。

她省下一个多月的工资，由别人介绍，找到一家电脑辅导机构。机构藏在正规商家硕大的招牌之后，房间昏暗，摆着几台老式电脑。夜里十点下班之后，张玲燕才开始上课。不到一个月，机构卷款跑路。她重新找了一家，交了更贵的学费，终于通过考试，成为仓库文员。

新岗位需要加班，一天夜晚，张玲燕下班，坐电梯下楼。电梯门快关上的时候，一个男工挤了进来，抱住了张玲燕，吓得她身体僵硬，不敢动弹。在电梯门开启时，张玲燕挣扎开来，跑了出去。第二天，她交了换岗申请，又把自己送回了流水线。“这就是命”，这个16岁少女对人生有了初步认识。

2005年，厂里来了一批志愿者。张玲燕结识了其中一位，陪着她去了招聘会。应聘时，张玲燕在一旁看着，那是一个外来工公益机构。

工作人员把纸递给她，让她也写一份简历。“怎么写？”张玲燕一无所知，随便写下了自己对工作和生活的感想。意外的是，她被录取了。张玲燕跑回厂里收拾东西，她不想再多待一天，工资还没结算就跑了。

一个更戏剧荒诞的世界向她开放。机构帮助一个女工筹集善款，小女孩十五六岁，遭遇主管训斥后，变得精神失常，没法跟人正常交流。张玲燕不知道她有没有基础疾病，但能理解她的处境——独自到陌生城市打工的未成年少女，是最容易受欺负的对象。

一个来应聘的社工聊起过往，年轻时，在富士康工作的她被厂里的保安强奸，后来怀了孕，不舍得打掉，只能跟保安结婚。男人对家庭不管不顾，她尝试过离开，却被对方威胁：“敢离婚我就杀了你。”妇人语气平淡，像在讲别人的故事。“命是如此”，她来了一句最常见的总结。

帮助工友时，张玲燕收到了几封情书。她很惊讶，自己长得丑，门牙突出，又没有学历，为什么会有人喜欢？这种认知来源于母亲，她总骂张玲燕：“你又懒又丑，将来怎么嫁出去。”

一个香港来的社工年龄比张玲燕大，个子不到150cm，有点驼背。她站在工业区的路灯底下，骄傲地说：“我男朋友很喜欢我，因为我有智慧。”张玲燕记了很久，原来不够好看，也能被喜欢。

女工们的故事隐秘而复杂，但大多数情况下，她们常常出现在“东莞工人一夫多妻”、“色情厂妹”、“跳楼讨薪”的文章标题里。情况好的话，会以“苦难者”的形象，引来“坚韧顽强”一类的评价。

“这是猎奇，是消费。”丁丽语气带着不满：“有谁愿意受苦？都是被逼出来的，不要用‘坚韧’去美化。”

丁丽是张玲燕机构里的同事，机构解散后，丁丽创立了“绿色蔷薇”，一个服务于女工和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。女工故事应该由他们自己讲，为此，丁丽开办戏剧工作坊，把身边的故事搬到台上。

2008年，一场名为“让对话发声”的女工艺术节开幕。一位女工从红色帷幕后走出来，面对着观众，模仿爷爷把一篮鸡蛋倒进厕所的动作。那天她出生，是家里的第四个女儿，惹怒了原以为可以抱男孙的爷爷。

另一位女工朱朱代表农村女婴长大后的遭遇。她13岁到磁带厂打工。两个月后攒了1500块。她以为有了钱，就可以回乡继续读完初中，电话那头的母亲却回复她：“你回来读书，小的怎么办？”

在另一场演出上，朱朱“扮演”结婚后的自己。她刚生完一胎没多久，又意外怀孕，只能做流产。丈夫推门进来，看到妻子躺在床上，饭桌没有饭菜，脏衣服还堆着。

“那我娶老婆回家干嘛？”他说。

朱朱从床上爬起来：“你不知道我刚做完流产手术回来吗？”

“不就流个产吗？又不是生小孩，怎么这么娇气啊。”说完，丈夫独自出门吃饭：“你一个人饿死算了。”

那是一块块伤疤被重新撕开。在机构里，女工们互称姐妹，起初，各自的经历只是朋友间的体己话，到后来，成了演出的内容，排练多次，有的女工提及，还是会掉眼泪。

受访者供图 | “绿色蔷薇”的戏剧表演

她们反复咀嚼自己的人生，从中辨认哪部分是压迫，哪部分是失落的权利。丁丽在戏剧舞台上加了女工带孩子的情节。“我要上班”、要做家务”、“要带小孩上医院”、“要我上（节育）环。”丁丽每讲完一句台词，就会有一个演员往她身上扑，象征着重负。最后，她被压倒在地板上。

表演者唱起了歌，台上的工人观众神情严肃，随着音乐拍手，轻轻晃动身子。

不过，在现实中，丁丽不愿意当倒下的那个人。丈夫不愿意做家务，她答应干活，但要求付费。有一次，丈夫责骂小孩。孩子有点感冒，感到害怕，往妈妈怀里钻，被丈夫喝住。丁丽劝阻无果，以“让孩子处于恐惧场景”为由报了警。后来，两个人离了婚。

女工们自己创作舞曲。下了班，社区里顿时变得热闹。女工们带着小孩集聚在“绿色蔷薇”，孩子钻进人群缝隙，跟着大人挥舞双手。音乐响起，十几个女工双手举过头顶，再猛地挥下，膝盖上顶，像踢碎了什么东西。“挣脱枷锁。”女工们唱道。她们在与家暴宣战。

张玲燕是那个成功逃脱命运的人，至少在女友方芳眼里是这样。

方芳是和张玲燕一起到深圳打工的老乡。她长得很美，厂里病号一样的大码工服，总被她整齐地塞进裤腰里。美貌引来男工友的殷勤，也招惹女人的嫉妒。她晋升为拉长助理后，又被女同事们孤立。后来离开工厂，踩上高跟鞋，改当化妆品销售员。工作刚见起色，业绩好时，月入一两万。

不久，老家一通电话把她劝了回去，养父母年迈，她总记挂着他们抱养自己的冬夜，如果没有他们，她可能会被丢在户外冻死。

销售业的竞争令人疲惫，一半出于对安逸的渴求，一半出于身为女儿的职责，方芳最后回到了湖北黄冈。

对一部分女人来说，回老家是永远的退路，也因此多了一道甜蜜陷阱。

2020年，张玲燕回乡，去到方芳家。房子盖了一半，厨房是临时搭建的。水龙头和抽油烟机无序散落着。方芳穿着松松垮垮的衣服，头发不像以前一样整齐地扎成马尾。讲话慢吞吞的，整个人了无生气。她当过幼儿园教师、保险推销员，但都不长久。

两个好友的话题最后只落在家务和对婆家的吐槽上。张玲燕为方芳感到不甘，但无从开口，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微妙。

相比之下，张玲燕已经和丈夫凑够了一套东莞凤岗小房子的首付。2016年，张玲燕选中深圳龙华区的一处城中村，成立了“砥砺社工中心”（下称“砥砺”），是服务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，规模很小，但总算半个家安在了深圳。

方芳比对彼此的处境，得出结论：“你命好，遇到的婆家好、老公好，工作也好。”

方芳不知道的那部分事实，是张玲燕十几年来与各方的缠斗。

在深圳城中村租房的时候，由于机构纠纷，张玲燕一家几次被房东赶走。一天晚上，出租屋里突然断水断电，丈夫出去看，张玲燕害怕，让他带上刀子，出门就遇见房东。房东产生误会，连忙报警。深夜，夫妇狼狈地进了派出所。

刚刚注册完机构“砥砺”，张玲燕的预产期也快到了。产假还没休完，机构变成一团乱麻。她提前一个月复工，把孩子丢在家里。每天早上坐M361路公交，再换乘M226路，一来一回，不下四个小时。

没有时间哺乳，张玲燕带上玫红色的背奶包，冷藏奶水，晚上再带回来。不在家时，孩子会在夜晚嚎哭几个小时，母乳存得再多也没用。张玲燕心疼不已，她反思自己，是太高尚无私了吗，还是脑子有病？

机构的其他社工渐渐能独当一面，张玲燕换成在家办公。工作变成996，大部分时间，她都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。婆婆做好饭菜，一家子围在桌前，只差张玲燕一人。“看看，连饭都不吃。”婆婆埋怨。

丈夫在商业保险公司上班，工作一忙起来，孩子没人陪着，只能连续看几个小时的电视。有一次，晚上十一点多，丈夫刚刚下班，看见孩子还在客厅坐着，电视看完，小孩敲开妈妈的房门，张玲燕又塞给他一部手机，打发他走。丈夫冲进房间，跟张玲燕大吵一架：“到底是家庭重要，还是这个工作重要？”

五月份的凌晨，丁丽听见楼下传来哭声。她跑下楼，看见女人倚在门边哭，约摸三十来岁，女人的丈夫躺在床上玩手机。

丁丽上前询问，在男人骂骂咧咧的声音和女人的哭诉中弄清了事情的原由：男人赌博回家，妻子开始抱怨自己打工的辛苦，提出要离职。“你知道现在找工作多难吗？”丈夫发火，动手打了妻子。

丁丽把女人带到家里擦药。她的手肘有一处很深的印子，面部发肿，应该是挨了耳光。女人拒绝了报警，她被家暴了八年，就算找来警察，也只能当家务事协调。

凌晨一两点，她离开了丁丽家，投靠住在隔壁的老乡，第二天是周末，加班有双倍工资，女人不舍得请假。

这类难处是丁丽普遍遇到的问题。夫妇俩一起租房，女人们想走，也无处可去。离婚更是艰难，孩子怎么办？收入太低，就算争来了抚养权，也养不起孩子。老公能放过她吗？街坊邻居又该怎么议论？

另一位家暴受害者50多岁了，比上回的女工友大了一辈。丁丽听不懂他们吵架的方言，只能抱着她。丁丽向她普及法律知识，大姐摇摇头，说没用的。现实关关卡死，她们找不到办法。丁丽有种强烈的无力感，家暴的问题被提出多年，困境却还在代代延续。

女工机构里的姐妹们抱团取暖，互相打气，但有的时候也仅限于此。在戏剧台上演出婚姻压迫的朱朱，最终回了江西老家，和丈夫一起生活。接受GQ报道采访的时候，记者问她回去的原因。朱朱回答：“儿子还在老家等我，我在深圳也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男人。”

张玲燕的老员工也离职了。那位员工同样是女工出身，曾经被丈夫家暴。在“砥砺”经营困难的时候，她告诉张玲燕：“只要不开除我，死活都要跟你们赖在一起。”但是，在2020年，她哭着离了职。为了照顾儿子，她只能回到前夫居住的广西。

员工刚走，张玲燕又碰到了难题。“砥砺”的资助方准备撤资，转而寻找更大的公益机构。小机构覆盖面小、资源少，效果不够显著。张玲燕只能找其他资助途径，再不济，只能求助于众筹，一个月拿两三千块，连员工的工资都没法开。实在没辙，只能散伙。回家时，张玲燕的丈夫看到她将自己反锁起来，房门里传出叹气的声音。

丁丽也面临着同样的资金难题。她与崔永元共同主持过《打工春晚》、与伊能静同台探讨女性议题，参加过CCTV12频道的访谈节目，但即使频频露脸，也没法给“绿色蔷薇”拉来长足的资金保障。

有人形容过大机构与社区小机构的区别，就像是“市场小店和高档专卖店”。“市场小店”是社区人的邻里，发生点什么，哪怕在半夜，只需敲个门，就有人爬起来当下解决。

五一假日，小机构不休假，丁丽接到几起家暴事件。丁丽看过女人杀夫的极端案例，知道杀人之前，遭受暴力的女人也曾求助无门。她无法想象，如果机构不在了，会给弱势的姐妹带来多大的麻烦。

受访者供图 | 丁丽所在的社区

机构成立了5年，丁丽对这个龙岗区的城中村社区有了感情。孩子们放了学，跑到机构，找个沙发就躺下来睡觉。每到饭点，就会有妈妈扯着嗓门教训小孩吃饭，丁丽一听声音，就知道是哪一户人家。

有时一通电话打过来，邻居已经备好了菜，叫丁丽过去吃饭。同事丢了猫，附近的人都帮着找，一个环卫工阿姨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，说是见了猫，过来确认一下。

丁丽的孩子不在身边，别的小孩却在她眼皮底下一天天长大。六月份的一天，她走在巷道里，旁边的房屋外，一排白萝卜干晾挂在衣架子上。穿着淡蓝色短袖校服、系着红领巾的小孩越过她往前跑。

深圳大都市的小城中村里，有了她老家甘肃天水的气息。她写下一段话：“多么想一直陪伴着你们长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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