唯爱物语又到高考季，内心多思绪。看着那些匆匆赶往考场的学生，想到他们即将结束高中生涯，走向全新大学生活，我的心头涌起莫名的感动；自己所经历的考前岁月和大学生活，就像一幕幕清晰的影片在脑海中反复放映。
我能考上大学的至关重要原因是我有一个好父亲。父亲是七十年代的高中毕业生，因为“文革”他与高考失之交臂，所以他一直很重视我俩的学习。我俩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育我们：“家庭出生不可以选择，但命运可以选择”。我和弟弟也一直在努力读书，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走出大山。母亲早年病故，父亲担当着既当爹、又当妈的重任已经很不容易，偏偏我和弟弟应届生参加高考就收到了大学本科的录取通知书。父亲既喜又忧：喜的是我和弟弟走出大山的梦想即将实现，忧的是这为数不少的学费从何而来。父亲经常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发呆，经常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这个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弱者，心如刀绞却想不出好办法。我要求自己退学打工，担起供弟弟上学的责任。父亲说：“你不应该活得像我一样狼狈，大学第一年的学费我会给你们兄弟俩想办法，以后的事就得靠你们自己了。”
2002年的9月，我怀着复杂的心情，带着父亲七拼八凑的六千多块钱在山西农业大学报了到。让我深感欣慰的是，学校对我们这些特困生非常照顾。入学不久，我所在的学院就帮我申请到了清扫校园的勤工俭学岗位，再后来我又在学校所在的太谷县城找到了一份家教工作。加上国家对农科院校学生的每个月80块钱补助，平时生活节俭的我吃饭已经不成问题，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剩下来年的学费了。
山西农业大学素有丁香校园的美称，因为学费的问题，我和丁香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。在丁香花的淡淡香味中，曾经多次问过自己：我一个很要强的男人，为什么成了《雨巷》中“结着愁怨的姑娘”；我甚至怀疑，来年丁香花开的时候，我能否还在学校读书？2003年9月，随着学校收费的日子逐渐临近，我的这种惆怅愈发浓烈。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，如果不能按期缴纳学费，每月近一百块钱的农科院校补助也会受到影响。由于非典疫情，我的家教基本属于停滞状态，120块钱的勤工俭学补助完全不够我这一个二十来岁小伙子的饭钱，我可能还要面临饿肚子的问题。正当我发愁的时候，学院的分团委书记给我带来了好消息：国家助学贷款的政策即将在我们农大试行。接到消息的那一天晚上我失眠了，那心情仿佛就是在阴霾中看到了曙光。
2003年10月，我们学校开始了贫困大学生摸底调查。我提交了家庭情况书面材料，联系老家村委会出具了贫困生证明，最后就是学校、银行和学生签订贷款合同了。那是我生来第一次在贷款合同上签字，也是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承担责任。那一刻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因为我看到了国家对我们农大学子的关怀，看到了国家对我们农村有梦青年的支持。签订合同的时候，我们班有将近50%的同学到达了学生处。以前出于自卑，他们跟我一样不愿提及自己的家庭，从那一天起我们成了知己知彼的好朋友。在后来的学习交往中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那种在农村情结支撑下，战胜困难、摆脱束缚、重塑信心、向往未来并懂得重视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精神；也是从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在农大校园里跟我同病相怜的应该是这伙来自农村的学生，而不是带着惆怅的丁香。
从第一次贷款成功起，我为自己承担起了社会责任；惆怅就离我越来越远，乐观在我的生活中逐渐占据了上风。随着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进一步完善，我的大三、大四两年学费没有成为问题。能够在助学贷款的支撑下完成学业，我深知自己求学生活的来之不易，也深感自己生在中国的幸运。上大学的日子里，我时刻提醒自己：只有努力学习，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才能对得起学校、对得起国家，才不枉费父亲的期望，不枉费大学四年的黄金光阴。每天早上六点钟，我便起床跑步，打扫校园，接着在教室开始晨读；晚上除了当家教就是自习，我基本上没有在十一点之前回到过宿舍。充分利用大学四年时间，我乘着智慧之舟，迎朝阳，送晚霞，遨游于知识的海洋；充分利用1000多个日日夜夜，我努力学习、超越自我，并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绩。大学期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担任了《山西农业大学报》学生记者团团长、院学生会宣传部部长等职务，并先后获得优秀团干、优秀学生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。
人虽有意，流水无情。花开花落，燕子往返的信号中，大学生活已经离我远去。触摸逝去的日子，心中诸多感慨。世界潜能激励大师安东尼·罗宾曾说：“成功的第一步就是先存有一颗感激的心，时时对自己的现状心存感激，同时也要对别人为你所做的一切怀有敬意和感激之情。”漫漫征途中，能在学校的老师的帮助下，在亲情、友情的支撑下，顺利完成学业，我对自己的人生很知足；我对国家、学校、老师、父亲除了感恩还是感恩。对于即将走进高考考场的同学们，我除了给他们以诚挚的祝福，同时想告诉他们的是：走进大学校门固然重要，铭记感恩、学会自强、牢记责任更为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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